身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也有媒体把李泽湘称为“机器人梦工厂”背后的神奇教授。
李泽湘在东莞松山湖发起建立的XbotPark机器人基地，已走出80多家科技企业，其中6家成长为独角兽，多家头部公司的总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系统验证了硬科技创新的可复制性。这一模式随后在宁波、常州、重庆、深圳、香港等地推广，持续批量孵化出硬科技团队。
“消费端科技品牌可以带动产业链企业，从而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相比于学者创业更关注产业端，李泽湘鼓励年轻创业者面向消费端探索。这一理念，在他深度参与孵化大疆创新的过程中已得到有力印证。
作为一名学者，为何能像搭建“创新流水线”一样系统性培育硬科技公司？机器人产业变迁背后蕴藏着哪些机遇与困境？在松山湖XbotPark机器人基地，李泽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李泽湘 图/受访者提供
“机器人时代”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从你1999年创办第一家科技公司固高科技，到陆续参与创建、孵化了二百多家硬科技公司，回顾这一历程，你认为如今国内机器人创业出现了哪些新的趋势？
李泽湘：技术发展趋势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逐步过渡到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正进入所谓的“机器人时代”，硬件产品的市场规模将迎来爆发。而未来的科技产品将不再仅仅是硬件设备，而是深度融合软件、数据与智能等技术，以更精准、高效地解决真实市场需求。
首先，“得消费端者得天下”。虽然面向产业端的创业公司长期以来受到资本青睐，但随着个人消费群体的快速崛起和消费者对用户体验的更高追求，消费端企业与创业正变得日益重要，逐渐成为拉动包括芯片、材料和装备在内的上游制造业产业链的火车头。苹果、微软、特斯拉等企业就是例证。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根本路径也在于此：发现和培育年轻创业者，打造一批全球知名的消费端科技品牌，以此带动产业链企业，构造自主的新制造体系。
其次，创业者趋于年轻化。中国需要根本性创新，这要求将市场需求与硬科技紧密融合，塑造新的硬科技品牌。尤其在消费端创业中，关键能力在于理解用户需求、整合现有技术与供应链资源，并实现产品快速迭代。年轻的学院派创业者往往因思维未被传统框架束缚，更具备突破性创新的潜力。从比尔·盖茨20岁创办微软，乔布斯26岁创立苹果，到汪滔在读研究生时创办大疆，众多案例显示出年轻创业者在消费端领域的显著优势，XbotPark甚至有“30岁以上不做消费端”的说法。
广东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XbotPark机器人基地）图/视觉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筛选、帮助有潜力的创业者？
李泽湘：在筛选创业者方面，早期我们也曾关注个人的专业背景与成绩。后来慢慢发现，那些上课最多、成绩最好的学生，在将知识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产品方面，贡献率反而不高。
1999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执教期间，与两位同事共同创办了国内首家从事运动控制及智能制造核心技术研发的公司固高科技，这家公司于2023年在深交所上市。但在创办过程中，我意识到学者创业极为艰难，高校和产业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学生创业更是九死一生。当时的毕业生大多选择去美国硅谷、华尔街发展，普遍缺少创业志向。
为解决人才短缺问题，2004年，我在哈工大深研院设立了自动控制与机电工程教改班，参照港科大模式培养工程师。这批学生中有一部分参与了固高科技的产品研发以及大疆后来的重建。其中8名学生在一次共同创业失败后，很快分别创业，这些公司如今已在中国半导体封装设备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经此我发现，团队协作能力至关重要，而传统教育在培养学生这方面素质时是缺失的。
真正的转折点是引入机器人比赛课程。2004年，为备战亚广联大学生机器人比赛（Robocon），我在港科大开设了一门机器人项目制课程。平时对传统课程不怎么上心的汪滔接连上了两次，最后拿到了香港冠军和亚太总决赛第三名。在机器人研制过程中，汪滔和团队成员利用深圳供应链优势快速迭代样机。此后，他们又将项目经验转化为毕业设计：开发航模飞机的飞控器。读研期间，他们在深圳莲花北村的一个民房里，创建了大疆。
2018年6月19日，山东济宁市，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bocon赛（北方赛区暨总决赛）现场。图/视觉中国
大疆用创新产品证明了中国科技公司能打造世界级品牌，甚至引领一个新产业的发展。这不仅为后来的学院派创业者奠定了信心，也验证了基于项目制学习的新工科教育的可行性。
经过多年探索，我们已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选拔培养体系：好的创业者一般参加过比赛、有好奇心，通过项目实践验证过自己的动手能力、创新思维，有较强的团队合作能力、执行力和市场洞察力。与这样的年轻人交谈，你能看到他眼中的光。
“灌输式教育难以培养出创业者”
《中国新闻周刊》：成功孵化大疆对你意义重大，它早期经历“重建”时，你提供了哪些帮助？
李泽湘：汪滔2006年创办大疆，第二年团队几乎全部离开，只剩一名出纳。
大疆公司创始人汪滔（2015年2月） 图/IC
汪滔跑来哈工大深研院找我，我能做的只是帮他分析问题，给了他一笔钱，引荐了一批人。刚好哈工大深研院教改班第一届研究生即将毕业，这批学生很多去了大疆。
2013年，大疆推出第一款飞行拍照产品Phantom 2。但在国内，很多投资机构还把它看作一家玩具公司。红杉资本主席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非常看好无人机行业，写了一篇文章，将Phantom 2比作Apple II，认为这是一款革命性产品，并把初创公司大疆视为颠覆性创新公司。后来我们通过时任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将样品送给硅谷的科技大佬，他们的体验和认可会影响其所在公司，进而带动无人机这个新行业被关注。
《中国新闻周刊》：从大疆的重建过程中可以总结哪些经验？硬科技创业通常会面临哪些共性问题？
李泽湘：最关键的是迭代出好的产品，并将产品推向市场。其次是必须有人才储备。
回顾众多创业案例，产品定义、供应链和技术是硬科技创业的三大“坑”。对学院派创业者而言，产品定义更是“主要杀手”。
2014年我们在东莞松山湖设立XbotPark机器人基地，云鲸智能创始人张峻彬是第一个入驻基地的创业者。他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其间尝试了高尔夫捡球机、盲人导航仪等项目，均进展不顺。到2016年初，张峻彬决定做扫地机器人。但当时扫地机器人市场一片红海，国际上有iRobot、Dyson，国内有科沃斯、小米等品牌，东莞松山湖周边一小时车程内也有不少代工厂、山寨企业。张峻彬和他的团队经过大量调研，最终定义出一款能吸尘、拖地，还能自动洗拖布的全新产品。
《中国新闻周刊》：这背后反映出哪些系统性问题？
李泽湘：我们现在的工科教育，很少教学生如何“定义问题”。毕业设计不少是老师出题，学生答题，以分数结束。学生对问题没有“主人翁”意识，缺乏认同感和成就感，更难以此为基础走向更深层次的探索，比如创业。
汪滔之后，我不再直接给学生布置毕业设计题目，而是让他们以小组形式去做市场调研，自己发现问题、定义问题，再整合跨学科技术和供应链去解决问题。这样效果很好，后来我带毕业设计的十个学生里，有九个走上了创业之路。
目前全球主流的研究型大学工程教育体系，基本定型于20世纪50年代。这套体系强调科学主导工程、实验与课堂结合，其本科教育目标主要是为研究生院或大企业输送人才，重点培养的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信息爆炸、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传统工科教育模式下仍存在人才培养周期较长、“创业浓度”较低等短板。所谓创业浓度，即以联合创始人身份创业并获得社会融资的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比例。传统工科教育中，创业表现最佳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也仅有不到1％的创业浓度，传统模式下的创业人才培养存在巨大提升空间。
中国未来靠什么？接下来要靠工程师红利、创业者红利。但大学并没有做好准备。
研究型大学模式也在改进，但和“新工科教育”仍不一样。目前工科教育的课程数量繁多，国内工程本科要上70 多门，学分普遍超过 170 分。学生从早到晚忙于上课，这种灌输式教育很难培养出真正的创业者。
国内大学虽然都设有创业中心、办“挑战杯”大赛，但多半停留在上一门课、写一份商业计划书、参加比赛拿奖就结束的阶段。因为创业教育多数是“第二课堂”，没有融入主流培养体系。加上教师本身产业经验有限，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创业成功率自然不高。
2025年3月27日，广东深圳一家机器人技术公司内，工作人员在操控机器人同步动作。图/新华
“创业人才从何而来？”
《中国新闻周刊》：针对硬科技创业，高校和产业之间的鸿沟如何跨越？
李泽湘：跨越创业“死亡谷”的桥梁有很多，我们探索的“新工科教育”只是其中之一，其价值在于可复制、效率高。
大量的研究证明，创业者和创业者素质是可以培育的。2014年，东莞推动产业升级、机器换人。我与港科大工学院原院长高秉强教授、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甘洁教授一同向东莞政府提议打造 XbotPark 机器人基地，以之前的学院派创业探索为基础，体系化培育学院派创业者，系统化孵化以消费端产品为主的科技企业。截至目前，XbotPark 机器人基地共孵化了80多家企业，存活率高达 80％，其中涌现了6家独角兽企业，云鲸、海柔、逸动等科技企业成为全球细分行业的领军企业，几家头部公司的总估值超过100亿美元。
早期的创业团队，是我们从全国各地“忽悠”来的。当时面临的挑战是：创业人才从何而来？为此，我们在2015年与广东工业大学共同成立了粤港机器人学院，系统性培养创新人才，东莞理工随后也加入进来。但很快又遇到新问题，我们发现学生理论基础不扎实，等他们大三进入基地时，已经忘记前两年的课程知识，因此又借鉴了美国私立高等院校欧林的课程设计，引入了项目制课程，让学生结合实际问题领会数理知识。所谓新工科教育，需要“教育—科创—产业”一体化，我们在实践中迭代出了“1地+1（N）校+1平台+1园区”的孵化框架。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经在宁波、常州、重庆、香港、深圳、长沙等地落地。以宁波为例，2020年底至今，17期科创训练营共招收791名学员，成立了74个项目，其中1/3留在宁波创业。目前已经有11家天使和天使后阶段公司，总融资超8400万元，总估值6.5亿元，项目涵盖桌面洗碗机、老人智能设备、虫情监测等领域。
《中国新闻周刊》：在与地方合作运行该模式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李泽湘：在“1地+1（N）校+1平台+1园区”的产业创新模式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整套孵化模式的顺利运转，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资金配套和空间资源等有力保障。
这套模式在学校落地，我们建议合作高校设置相对灵活、自主的二级办学平台，并赋予其新工科教改使命，既避免了与原有考核管理体系直接冲突，也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若不习惯项目制学习，可退回原专业并正常毕业。
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仅靠学校内部的循环远远不够，必须引入外部的供应链、市场等资源做支持。政府、高校、平台之间要深度互动、共同成长。政府要“搭台架桥”，高校要主动对接产业，教师要懂产业需求。新工科教育是“百年大计”，无论个案成败，这些探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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